(作者:吳宜樺)
這個非常沒有自信感的「合群訓練」也充分地反應在亞洲人所謂「國際文化觀」上,所謂亞洲文化的「現代性」的追求,即是建立在歐美文化體制形式的模倣上。但是囫圇吞棗、東施效顰擬仿而來的「現代總體主義」體制(modernitarisme)成就了人跡踏乏、空蕩蕩的美術館場景,雖然美術館的門總是低價地為大眾開放,藝術家也以公共藝術的名義,上街頭去展示作品,甚至下鄉與社區民眾創作,但是這種降落傘式的「感性分享」,實際上只是某種代議形式的文化民主,觀眾並無法像娛樂、遊戲活動般地參與一個由他自己來定義、選擇的藝術,因為專家已經替觀眾決定了什麼是藝術品,使得這個參與過程違背了實踐美學的真實條件。換句話說,對觀眾造成心理距離感的不只是沈重的機構頭銜與它場面創置的權威感,更是被體制剝奪的主動性空間,而這道心理門檻,就像是大眾對這種後殖民特質的美學獨裁所進行的沈默報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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